2021年12月26日，由williamhill官网主办、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承办的北大国关全球政治经济论坛顺利召开。本次论坛是williamhill官网“北大国关学术论坛”（SIS Forum PKU）系列活动的第三场大型学术活动。论坛主题为“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现实变革、议题设定与理论创新”，共分为主旨演讲与专题研讨两个主体环节，校内外4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线上，围绕全球政治经济的变革和危机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等方面，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全天共有超过1300人次的国内高校师生与研究单位学者与会旁听。

　　12月26日上午，北大国关全球政治经济论坛开幕。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安钰峰，williamhill官网院长唐士其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williamhill官网党委书记初晓波主持。

　　安钰峰向来自兄弟院校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欢迎。他在致辞中讲到，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到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动荡不安，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显著增加，全球秩序与人类命运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在全球性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出新挑战的同时，也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发展与创新提出了新要求。危机间育先机，变局中出新局。他希望，通过学术交流与思想互动，与会专家学者能够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取得更多学术成果，更加系统地探索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问题，更加完善地解读全球性危机与中国发展道路等重大课题，共同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新贡献。

　　唐士其在致辞中表示，过去的50年，是因经济全球化而导致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革的50年，也是新自由主义从某种意义上的共识走向分裂的50年。与此相伴随，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在研究议题、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等多个层面呈现出显著的发展与变化，成为一门日益成熟的学科。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政治经济一直面临着各种危机与挑战，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变化、2020年开始全球新冠疫情的持续，更是对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国际安全秩序造成了进一步冲击。他表示，此次全球政治经济论坛是“北大国关学术论坛”系列的第三场大型学术活动，希望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以科学的学术态度与开放的思想观点，汇聚北大校内和国内外学术界同仁的共同智慧，就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出现的重大课题与前沿议题进行讨论。希望国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知名专家能够借助本次论坛，围绕全球政治经济的现实危机与变革、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相互切磋、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主旨演讲（一） 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变革

　　开幕式后举行的第一场主旨演讲主题是“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变革”，由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王正毅主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王一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张宇燕，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依次发言。

　　王一鸣以“百年大变局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为题指出百年大变局的“变”之所在，并就如何应对大变局与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四点看法。他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四条基本脉络。首先，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关键变量，正在改变原有的国际分工的“中心—外围”结构，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其次，全球化退潮引发全球供应链收缩。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供应链进一步收缩，呈现出区域化、近岸化、多元化等特征。第三，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日趋强化。中美之间的角力现在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这个阶段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应对中美关系不可逆变化、进行新的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时期。最后，世纪疫情冲击下中国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全球经济仍处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调整期，制约全球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如人口老龄化、全球化减速等并未缓解，这种结构性矛盾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进一步恶化。他表示，大变局下“危”和“机”往往相伴相生，构建新发展格局核心是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应对变局的核心手段就是要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二，中国要从过去的追赶模式转向局部领先模式，使中国具备非对称反制能力。第三，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中国要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最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已经登上全球经济的重要舞台，要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张宇燕围绕“世界经济现状与趋势”一题展开论述。他认为，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变革不是短期问题，而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他主要分析了影响世界经济走势变化的六个中长期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技术。技术变化，特别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变化带来很多机遇，但孟加拉国SWIFT账户和美国东部地区油气管道都曾遭受黑客攻击等事件也表明，技术进步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问题。第二个因素是人口变化。发达国家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引起一系列问题，包括创新能力、消费储蓄、养老金财政等，甚至可能导致整个政治结构变化，人口族群结构的变化也会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第三个因素是全球性问题，尤其是气候问题。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极端天气，很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常态。虽然各国已经有所合作，但在实现“去碳”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世界可能会面临新的危机与变革。第四个因素和全球治理有关。全球分工和专业化结构有“集团化”趋势，即出现两个和多个平行体系。第五个因素是资源，也可以理解为大宗商品或初级产品。现在全球经济处于转型阶段，资源，特别是如钴、镍、锂、铜等一些关键资源的作用便凸显出来，世界各国对这些资源的需求迅速上升，资源民族主义有所抬头。最后一个因素是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也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高度融合的领域，疫情期间美元指数下滑是一个反常的现象，非常值得关注。

　　彭文生以“全球经济：一个低效时代在终结”为题作发言。他认为，过去40年，全球经济处于一个低效发展阶段，现在则正处于迈向高效未来的转折期。他表示，低效这一概念有两个维度：一是供给充分的情况下，资源使用效率低。二是动态无效或动态低效，即短期高效但长期无效或低效。他认为，未来存在三个力量使得供给约束增加，全球经济的供求平衡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一，人口老龄化。他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和美国的通胀水平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主要经济体人口红利的高点已经过去，加强了各国的供给约束。第二，碳中和。实现碳中和，就是要通过碳定价、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等方式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转向清洁能源。但碳中和短期内经济可行性低，因此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供给约束。第三，产业链安全。地缘政治和成本上升推动产业链发生调整，各国所采取的去中心化举措，将带来全球经济运行成本的上升。过去二十年全球科技进步模式可以理解为“G2”模式：新技术发端于美国，在中国实现商业化盈利。现在这一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全球科技创新成本上升，世界经济都因此受损。中美在疫情期间分别表现为滞胀和通胀，虽然这与两国货币政策框架和传导机制之不同有很大关联性，但背后逻辑是相同的：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将面临严峻的供给约束。他认为，未来增加供给仍要以提高效率为出发点，科技创新是重要手段，公共政策的引导必不可少，同时人口方面要实现代际平衡，这样年轻人才更有动力、更有能力来促进市盈率的回升。

主旨演讲（二）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北大国关全球政治经济论坛第二场主旨演讲主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由williamhill官网副院长董昭华主持，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外交学院前院长、比利时皇家学会外籍院士秦亚青，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williamhill官网教授、欧盟让·莫内终身讲席教授宋新宁，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王正毅依次发言。

　　秦亚青以“三朵云彩：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挑战”为题进行发言。他借鉴物理学界黑体辐射之谜和以太之谜的“两朵乌云”比喻，将本体观、科学观和历史文化观喻为“三朵云彩”。第一朵云彩是本体观。实践本体论挑战了物质与理念二元对立的本体立场，认为物质和理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意义。实践知识建构了实践共同体，后者成员的思维和行为在宏观层面上表现出相似性。实践共同体不是单一的，具有地方性和多元性特征。表象知识也会反作用于实践。第二朵云彩是科学观。牛顿世界观的根本特征在于认为世界是确定性的，事物运行的根本关系是因果关系，所以要找出自变量和因变量。后牛顿科学观则认为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内禀性质。后牛顿世界观中的国际关系或社会科学研究，仍以机械力学或“科学”方式构建社会世界的做法将被视为“奇谈怪论”。第三朵云彩是历史文化观。现代世界是互涵和冲突共存的多元历史、多元文明和多元文化，而非统一文明。历史文化是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的知识资源来使用的，以实践形成的背景知识所界定，表象知识来自于背景知识。知识生产者是背景知识浸透过的“文化人”，会把背景知识体现出来。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一定有其文化内涵，不同国家会从不同文明视野考虑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秩序的理念。他认为，知识观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任何知识话语霸权都会受到质疑和挑战。“三朵云彩”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出现了新的开放空间，也可能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指向。

　　宋新宁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欧洲一体化”为题目进行发言。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一体化理论是最早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带有国际政治经济学色彩的，从20世纪30年代的功能主义理论中可以看出早期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痕迹。20世纪50年代的新功能主义、60年代围绕一体化理论展开的论战中，都可以看出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趋向。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对欧洲一体化实践的研究而产生的。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过程看，地区主义和欧洲一体化实践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一直是相辅相成的。他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实践过程表现出较强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和扩散效应。欧洲煤钢联营共同体是“纯政治”的，但早期欧洲政治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的“纯政治”之路前进受阻。欧洲通过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方式，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一体化方才走上正规。欧洲共同农业政策和欧元也充满政治性，前者涉及法德、法英关系，后者则涉及成员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离的情况下欧元的运行问题、启动时间和日程表问题、欧洲中央银行体系问题和成员国主权让渡问题等。他表示，从欧洲一体化实践中可以看出，区域一体化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更多表现为政治过程和法律过程，是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过程。较之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体化，也正是得益于政治和经济的良性互动，欧洲一体化才最为成功，因为拉美过分追求经济合作，非盟基本只涉及安全问题。因此，只有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才能对区域一体化问题给出更好的解释，同时，欧洲一体化过去和未来的实践，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

　　王正毅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为题作发言。一是关于世界经济的变革及其对国际体系主导权的挑战。他在发言中指出，过去两百年发生过四次大危机，并对国际体系的政治领导权产生冲击：1873至1896年的经济危机及其对英国霸权的挑战、1929至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对衰退的英国和崛起中的美国领导权更迭的考验、1971至1973年的世界性经济滞胀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和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前三次危机与变革都引起了霸权的衰退和领导权的变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正处于危机与变革时期，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从世界经济的危机和变革中来探讨国际体系中政治领导权的变迁以及霸权的兴衰与交替。二是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推动。他认为，20世纪60-70年代现实中发生的欧洲一体化、美日贸易摩擦、石油危机和尼克松冲击，不仅催生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且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大理论的产生，这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和国际机制论等五大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尽管英国学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开放经济政治学”使用量化的分析方法推动国际关系的“科学化”，主导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关系研究。而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国际关系研究在安全领域和政治经济领域产生了重大变化。三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趋势。他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国际关系产生百年以来的第五次论战，在这次论战中，既有美国学派内部的争论，即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批判，也有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间的争论，还有批判学派对美国学派的挑战，更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从目前来看，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三个重要趋势，首先是呼吁对体系层面“宏观大问题”的研究，如世界秩序变迁、全球治理、技术变革、环境与能源等，其次是理论范式的融合，最后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既要强调实证研究，也要加强规范研究。

　　本次论坛的议题研讨部分于12月26日下午进行。30余位活跃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国内中青年学术骨干，以及领导学术杂志、富有经验的资深编辑共同参与了议题研讨。与会嘉宾围绕着“全球危机下的多边主义与国际机制”、“全球性危机与国内政治经济政策比较”与“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议题”三大议题展开了精彩发言和现场点评。

议题一 全球危机下的多边主义与国际机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建新教授担任本环节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illiamhill官网魏玲、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庞珣、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刘丰、兰州大学政治与williamhill官网曾向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朱杰进、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熊洁、《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徐进依次发言，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吴志成和williamhill官网王勇作发言点评。

　　魏玲认为，现阶段国际社会中存在三种形式的多边主义：强调权力主导的美国式多边主义、强调普遍规范的欧洲式多边主义和强调最小制度化与协商一致的东亚式多边主义。她认为，在美国霸权终结、地缘政治竞争和全球治理赤字等因素的挑战下，新多边主义应该建立在多元价值基础之上，以战略协调和政策协调为主要内容，强调共识建设过程，以化解战略竞争和对立思维为目标。

　　庞珣认为，相对于诉诸多边主义来寻求解决方案，国家表现得越来越倾向于以边界管控、封闭边界、加强边检等措施，把风险和威胁挡在国门之外。这背后实则是国际与国内政治基础和进程在发生变化，不仅是安全问题，还涉及身份问题。新边界政治对多边主义的影响，直接体现在其对多边主义的三个支柱性原则的挑战上。

　　刘丰认为，多边主义的发展倾向是越来越碎片化，呈现出了一个竞争性的多边主义的世界。受联盟缺乏灵活性、战略目标与盟友不匹配和经济与安全关联性上升等因素影响，美国在对外关系中越来越多地组建议题的联合（coalition）。这是一种明显的功能性合作，而不是战略上的捆绑。未来类似美国发起的联合阵线这类小集团和小群体的行为会越来越多，中国应重点关注“地区集团化”现象。

　　曾向红认为，上合组织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其之权力分配是相互牵制，生存基础是相互承认，合作动力来自安全驱动，影响力拓展来自网状结构，舒适度和灵活性在于组织内部制度建设。这五个特点有助于保障组织整体的稳定运行。当然并不能否认上合组织模式也存在局限性。

　　朱杰进认为，新兴大国推动国际制度变迁主要有替代、叠加、转换和规避等四条路径。在开发性金融、跨境支付、外太空、互联网这四个新兴议题领域，中国便分别采取了上述四种路径来推动国际制度变革。在路径选择上，议题领域权力分布和议题领域国际制度的弹性是两个关键变量。

　　熊洁认为，新冠疫苗分配的全球治理与全球危机之下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密切相关，该问题核心是疫苗的可获得性，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涉及疫苗研发的知识产权问题、与疫苗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的生产问题和疫苗的分配问题。总而言之，各国之间还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

　　徐进认为，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是多边主义运用的主要领域，现成为中美两国在涉及全球治理议题时，争论最密集和激烈的领域。全球治理是责任分配问题，不是权力分配问题。中美战略竞争可能提升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也可能降低多边合作和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此外，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竞争的策略选择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也有待讨论。

　　点评环节中，吴志成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多边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全球数字治理的参与主体和决策主体呈现出非常突出的多元性特征，在该领域中的多边治理机制应该是适应行业主体需要的专业化治理。此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多边主义思想及其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实践价值非常值得研究。王勇认为，从历史经验中能够看到，对于国际合作理想的期待和现实进展存在的差距，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没有有效的国际合作加以应对，危机往往会对国际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但在研究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时，除关注美国之外，对国内政治以及其他战略力量也要给予以足够的重视。

议题二 全球性危机与国内政治经济政策比较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刘雪莲教授任本环节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秀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王翠文、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曲博、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钟飞腾、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黄琪轩、williamhill官网陈绍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部张萍依次发言，同济大学政治与williamhill官网李滨和williamhill官网丁斗作发言点评。

　　徐秀军认为，新冠疫情加剧了本就非常严峻的全球不平等问题。现阶段全球处于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的兴起阶段，新的技术条件下，资本的无序扩张放大了不平等。开放条件下应对全球不平等，除需国家平衡各生产要素的分配权重、提升本土部门的分配比重外，还涉及到全球治理的问题，各国应合作加强国际政策协调，要制定国际监管规则，共同来防范资本的无序扩张。

　　王翠文认为，西方和非西方地区一体化的初始条件、动机、制度模式和发展进程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在主权规范建构过程中，强调不干涉内政的东盟模式与拉美不干涉主义的国际视角形成互补。地区主义的演进和发展也越来越强调区域一体化经验的互学互鉴。RCEP、金砖机制和跨区域合作论坛等跨地区互动的出现，意味着需要在新多边主义的视角下来理解南北关系的范式转换。

　　曲博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时公共政策必须解决两个伦理问题，一是道德上的合法化解释政策和行动，二是在全球范围内谁来分担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成本的问题。各国在应对危机时也主要有“大紧缩”和“大放水”两种方式。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上需要一个很好的伦理回答，这样才能够起到动员国内政治、形成国际共识的作用。

　　钟飞腾认为，过去中国执行的发展战略实际上是东亚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但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变革，中国传统的发展战略走到尽头，“双循环”成为新的发展战略。理解“双循环”战略，需要理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和新发展理念。中国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黄琪轩认为，大国技术竞争有五个特点：复杂性、不确定性、累积性、互补性和耗费性。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构成了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选择性地开放和封闭本国的大市场，可以形成非常强大的市场力量。在历史上，面对来自苏联和日本的挑战，美国在庞大市场体量的支撑下最终胜出。中国也可以依托日益成长的国内市场，撬动广阔的海外市场，持续推动自身参与大国技术竞争。

　　陈绍锋认为，现阶段WTO三大核心功能基本上处于失能状态。在WTO角色、WTO运作和分配效应上，大国的认知差异导致难以达成共识。虽然美欧在WTO改革上共识和分歧共存，但前者大于后者。中国依然强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而美国“集团化”的战略举措，很可能会进一步导致WTO边缘化。这三方间争论的根本在于体制和发展模式问题。

　　张萍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涌现出一批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成果，广泛涉及国际格局演变、大国竞争、国际制度竞争、“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安全等诸多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也面临自身理论发展、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与界定、议题设定和如何构建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理论等方面的挑战。

　　点评环节中，李滨表示，徐秀军老师注意到了数字资本将对世界政治发展产生影响，这一观点也体现出资本主义发展并不是循环式的，而是不断发展的过程。王翠文以东亚和拉美的案例呼应了秦亚青提出的“实践过程的地方性和多元性”。曲博提出的两种应对危机的方式在美国研究中解释力较强，但须注意到不同的国家地位和实力也会导致不同的伦理。陈绍锋发现了WTO改革受阻的原因在于中美欧三方难以达成共识。丁斗点评道，钟飞腾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双循环”战略作了清晰的阐释，但也需注意到中国现象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性。黄琪轩强调在技术竞争中本国市场规模的作用，但如果仅从市场角度来定义和理解中美战略竞争的话，可能会造成战略误判。张萍则准确地总结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特征与发展方向，丁斗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尽快提出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

议题三 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议题

　　中国人民大学williamhill官网田野教授任本环节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高程、中国人民大学williamhill官网保健云、williamhill官网朱文莉、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琳、中国人民大学williamhill官网李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张发林、《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庄俊举依次发言，《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谭秀英和williamhill官网査道炯作发言点评。

　　高程对“经济压舱石”理论进行了反思和重构。她提出了五个假设，首先，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可能会成为霸主国和崛起国间结构性矛盾的突出体现。第二，霸主国的盟友也可能将与崛起国间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视作一种隐患。第三，当崛起国被视为地区主导权的竞争者时，经济压舱石的稳定作用有限。第四，在没有地区主导权竞争的国家之间，经济压舱石作用相对更大。最后，崛起国通过与其他国家发展紧密的经济联系让对方受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稳定政治关系。她随后用中国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案例作为验证。

　　保建云认为，理论假设、基本概念、研究方法、议题设定和学科理论等五个方向既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也是未来学科创新的切入点，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需要适应数字时代的变化。他提到，当前世界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提供了许多研究议题，中国学者需要在此过程中，以理论创新为使命，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做出贡献。

　　朱文莉认为，全球化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速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开始加入到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中来，研究内容涉及全球价值链与国内分配及利益集团、全球价值链与地区性或全球性贸易协定等。未来的全球价值链研究需要关注其政治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方面，强调价值链调整过程中的生产和消费的整体再平衡，及其如何影响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变革。

　　任琳认为，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网络性权力相联系会产生两种效应。一个是霸权护持效应，即霸权国采取经济安全化的战略，从而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去切断知识连线，切断科学技术信息传递，是为了达到阻止竞争对手获得知识的目的。另一个是网络性权力的侵蚀效应，即霸权国采取经济安全化的战略，使用网络性权力去切断支持连线，实际上也会伤害自身的权力基础。高科技产业链的网络、国际金融网络和国际网络空间等三个案例可用于验证假说。

　　李巍认为，超级企业或称战略型企业可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单元。超级企业在经济维度上处于价值链的战略性环节，能够带来超额的利润，在政治维度上可以形成技术垄断或者网络垄断，带来政治权力，增强国家安全实力。他提出，关于超级企业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观察国家如何通过内政和外交来培育此类战略性企业；二是国家如何通过超级企业来行使国家权力。

　　张发林认为，把传统的经济要素和经济研究与更加传统、偏政治学的权力研究相嫁接，就产生了两个维度，一个是经济的权力属性，可分为关系性、制度性、结构性和观念性等四类，不同议题领域的经济权力属性则不同。另一个是权力的经济工具，即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权力属性可被国家用作培育或增长权力的工具。经济实力向国际权力的转化存在一个机制，需要运用经济层面的工具或者叫方略去帮助权力的生成和发展。

　　庄俊举基于《国际政治研究》最近十余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界研究状况，确定了六个选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结构、冲突与合作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中国为个案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关于地区主义的研究；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改革；以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未来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应通过理论范式多元化、研究的多样性，并通过对话交流，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全球学者共同参与的学科。

　　点评环节中，谭秀英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议题设置要引导着整个学科向多学科融合的方向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围绕中国的发展建设提供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她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中国学者需要探索中国路径，发展中国学派。这是今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界一个艰巨的任务。今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还要培育出更多有志于从事该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让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加速发展。查道炯则分享了对全球健康领域公共品的研究。他表示，公共品在健康领域的基础性认知，是需要动用公共资本，发挥政府的力量来解决市场失灵。现阶段全球健康领域有两个公共品性质的安排：《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和《国际卫生条例》。疫苗之所以没有成为公共品的原因有二：一是新冠疫情是全新的情况，二是从制度上来说，疫苗和药物的创新、市场化以及技术必须依赖私人资本和企业，不能“搭便车”，不能因为贫穷不付费或者少付费。

　　全部研讨环节结束后，王正毅对与会全体专家学者、编辑，以及学校、学院、本专业全体同仁、参与论坛的其它专业教师和行政人员对论坛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倡议学界共享学术成就，共同为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添砖加瓦；共享共建伟大祖国的美好未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创新做出贡献。学院副院长张海滨主持闭幕式并致闭幕辞，宣布本次“北大国关全球政治经济论坛”圆满闭幕。

撰稿：黄浩、李帅宇、廖舟、钟点

责编：王雨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