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嘉宾、尊敬的各位院友、各位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上午好！

        能作为教师代表在院庆20周年的大会上发言，我感到非常光荣，也感到非常激动！

        我有一个算是特殊一点的身份，我是1996年进入大学的，我们学院也是1996年成立的，于是我就幸运地拥有了一个与学院同龄的身份。前不久我们96级的本科生也举行了纪念入学20周年的返校活动，场面温馨而热烈。我在国关学院本科毕业后，又读了硕士研究生，后来出国读了博士，2012年回来教书。20年，转瞬即逝。

        前一段时间，学院的党委书记李寒梅老师微信问我，“你能不能为院庆大会准备一个5分钟的发言？”我说，“没问题，但是感觉压力好大！”寒梅老师说，“没关系，就5分钟。”其实，我没有告诉她，她当时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才…… 5分钟？”怎么能说得完20年的点点滴滴？

        我本科的班主任是朱文莉老师。我还记得，大一的时候，有一次上课，朱老师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没有人举手回答。在朱老师的鼓励下，有一位同学怯生生地问，“如果我们说的观点错了怎么办？”这时候朱老师说了一句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只有你的观点，我的观点，她／他的观点，没有错误的观点。”哦，原来不像高中试卷一样，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上潘维老师的课，他提到下一次课会请到他的老师——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给我们讲课。然后潘老师又稍微介绍了一下裴宜理教授的大概情况，学术观点，并且提到他并不同意裴教授的某些观点。这时候，有个同学问潘老师，“她是您的老师，你的观点怎么会跟她不一样？”这时候，潘老师说，“如果我的观点都跟她完全一样，那么我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哦，原来不一定要跟老师的观点一样，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不一样。

        有一次，我经过袁明老师的办公室，那时候国关学院还在逸夫一楼，看到她在里面，就想跟她聊个天。跟袁老师聊过天的人都知道，跟袁老师聊天是很愉快的事情。刚说了几句，袁老师看到我好像没什么重要的事，就有点严肃地跟我说，“我得备课。”我在离开袁老师办公室的路上，边走边想，原来这么资深、这么大牌又这么繁忙的老师对待上课，还是这么兢兢业业，还是这么一丝不苟，还是这么充满热情。

        我也还记得，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论文的魅力，是读到许振洲老师的《关于民主的笔记》。你之前的认识和想法可能会被无情地颠覆，但是你又很享受这种颠覆。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和文章也能像许老师这样，但是也许永远达不到那样的高度，永远在路上。

        时间关系，我不可能一一尽数每一位老师在我成长道路上对我的影响和帮助，但是他们课上课下的一点一滴都如春风化雨，铭记我心。在我自己成为老师几年之后，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有一次，我在燕南园附近遇到一个学生。她喊我，“节老师！”我没有马上认出来这位学生，因为刚开始工作几个月，只见过一两次，而且是冬天，她戴着帽子，包得很严实。但是几秒之后，我认出来了，说到，“是某某某同学吧？”这时候，我清楚地记得，她眼睛里突然充满了意外的喜悦，因为没想到我会记得她的名字。这时候，我意识到，老师的一点点关心，对于学生来说，就会被放大很多很多倍。所以老师应当不吝惜自己的关心。

        还有一次，也是刚工作不久，有一个本科生想约我聊聊天，于是我们就在学院的咖啡厅天南海北聊了一两个小时。后来也没有再怎么跟这个学生直接打过交道， 过了一年多吧，我收到这个学生的一张明信片，说“节老师，我现在台湾旅游，给您寄一张这里的明信片。虽然我们接触并不多，但是那次聊天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说实话，后来我并不记得当时具体聊了些什么，我也才真切地意识到，老师真的是会以自己不知道的方式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影响到学生，就像我的老师肯定也不知道他们的某些看似漫不经心却又意味深长的话能够影响我到今天。所以老师应当有责任感，因为很多人会被你影响。

        我想，就是一代代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老师，以及一拨拨勤奋好学、志存高远的学生，在政府和学校的关心下、在众多院友、兄弟院校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不断推动着williamhill官网的进步和发展。

        我算了一下，在建院40周年的时候，我还没有退休，希望到时候学院还能让我发个言。但是希望比5分钟长一点，因为我相信，到了建院40周年的时候，学院一定会有更多更好、更光辉灿烂的事迹需要慢慢讲述。

        谢谢大家！